8月5日，由雁棲湖研究院主辦的第四屆雁棲湖論壇在北京雁棲湖國際會議中心舉行，與會嘉賓圍繞“筑基固本，穩中求進”主題進行深入交流。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原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發表演講，主題為《資本過剩、鄉村振興與第三資產池》。

以下為演講實錄：

從生產過剩到資本過剩

“筑基固本”是非常重要的提法，謝謝你們設計這個會議的主題，我的發言可能恰恰跟這個會議的主題有關。我所有的研究都是團隊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只不過是代表大家做一個介紹，大家如果有所得，那是我的團隊所有成員都很幸運的事。

我是國內學者中比較早討論生產過剩危機的，那是在上世紀90年代，那個年代我們在正式的文件中連“資本”這個概念都沒有出現過，直到1997年中央“十五大”才把“資本”寫進了中央文件。因此，我們很難在主流的理論體系中來討論，我們是不是也有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是不是也有生產過剩。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們從1986年開始出現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到1988年我們爆發了18.6% CPI的通脹危機，我是在1987年開始討論我們存在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第一篇關于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文章發表在《新華文摘》1987年，所以生產過剩是從八九十年代開始就討論的。

今天要跟大家提的不是一般意義的生產過剩，而是資本過剩。什么道理呢？因為生產過剩只是指的產業，當我們講資本過剩的時候，主要指的是金融。我們現在最主要的矛盾和全球金融資本過剩一樣，中國也進入到了金融資本過剩的階段。我們從一般的生產過剩到產業過剩，到今天深度進入金融資本全球化的進程中，所以我們今天的主要矛盾其實是資本過剩。

資本過剩跟資產是什么關系？大家知道我們遭遇的第一次生產過剩是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大量的海外訂單被撕毀。當時中國對外做消費品生產的沿海工業受到了巨大的沖擊，所以1998年有相當多的企業難以為繼，企業的借款變成銀行壞賬，當時的金融不良率高達1/3以上。那時候還沒有股份制銀行、私人金融，只有國有銀行，那次生產過剩是明顯的。

當年林毅夫站出來說，我們現在遭遇的經濟危機是典型的“二九三三”（1929-1933世界經濟危機）那場生產過剩危機，甚至提出要采取的對策就是羅斯福新政的中國版。1997年那次經濟危機發生之后，林毅夫提出了他的分析和建議。當時他所做的這些分析和政策建議，我都是在現場直接聽的，所以記憶猶新。

今天我們所遭遇到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一般意義的生產過剩，而是資本過剩。從1998年那次金融危機后，經過了二十多年的發展，我們現在的金融總量應該已經達到世界最高額度。實際上大家也都知道，最近一段時期，我們各個銀行出現了最嚴重的問題——資產荒，都普遍遭遇到了存款大量增加而貸款找不到投向。

今年第一季度，按照往年我們應該把全年貸款額度一半都放出去，今年連1/3都不到，資金大量滯存于銀行，找不到投資方向。因為在去年以前，我們55%以上的居民借貸投向了房地產，50%以上的企業借貸投向了房地產，盡管中央三令五申不能這樣做，但是各個銀行都很難改變，因為大家都爭著往地產投。

以前我們的資產池主要是靠地產，房地產市場吸納了大量的銀行資金。這在客觀上也造成了一個現象，幾乎所有頭部地產公司都在做金融。之所以相當長時間內沒有出現CPI指數上漲，不是我們貨幣發得少，而是因為房地產作為一個極富投機性、極富金融組合投資提高杠桿率的領域，吸納了社會各方面的資金。所以在去年以前，我們的資本過剩主要被房地產吸納了，這一點我們在內部討論的時候是不言而喻的，期望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們一定要理解。

為什么被釋放出來了？原因很簡單，因為去年中央有一個非常直白的命令，各個銀行必須把大量投向房地產的貸款壓到1/3以下，壓下來以后不許往上漲。在房地產投機性投資大量增長，近乎出現美國次貸危機的結骨眼上，中國政府用“看得見的手”直接干預這件事，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所以我們沒有出現房地產泡沫的總體崩潰，像美國2007年次貸危機那樣。壓住了，但撤出的資金很難找到新的投向。

現在主要的問題是金融快速增長過程中，有一個因調控而形成的金融過剩。所以當我們把生產過剩和金融過剩放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應該給一個新的概念叫做“資本過剩”。在資本過剩條件下，有沒有新的吸納資本投資的領域？我們說鄉村振興。從五中全會確定未來五年發展規劃，中央就特別強調改變投向，投入到鄉村振興這個新的領域。

我們客觀地看，其實從2005年開始新農村建設，到鄉村振興戰略，我們已經在鄉村形成了數以百萬億計的設施性資產。全國設施性資產是1300萬億，集中在鄉村的是數百萬億。如果我們真的能有效推動農業供給側改革與金融供給側改革的有機整合，為過剩金融資本找到下鄉投資的路徑，進一步形成資本的閉環運作，第三資產池是有可能打造出來的。

堅持底線思維，“不要怕”

解題花點時間，主要是我覺得拿出這么一個題目來，大家理解恐怕有難度。

第一部分就是強調一下中央所說的底線思維，和我們現在遭遇的情況是一致的，也就是說我們前些年提出底線思維還是有預見性的。1989年美國帶領西方國家制裁中國，讓所有在中國的西方資本全都撤出，那個年代鄧小平曾經提出過兩個“不要怕”，不要怕中美關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滯。

現在就是兩個不要怕的情況發生的時候。1989年美國帶領西方制裁中國，我當時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承接世界銀行貸款的工作小組做技術工作，那個時候世界銀行貸款是推動中國制度轉軌的。我們當時很清楚地意識到，世界銀行給中國貸款，幫助中國緩解債務危機是要推進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和全球化。這個貸款因為有利于中國按照西方的制度重塑自己的制度，所以這個貸款沒撤，其他所有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的西方投資全部撤出。

今天我們遭遇到美國帶領西方國家的制裁等等，這些已經發生過一次了，就是1989-1990年，延續到1993年才緩解，不是撤而是部分緩解。90年代我們的問題是在高速成長的工業化進程中突然發生外資中斷，并且所有對中國的投資全部撤出，中國由此進入了一個相對比較長時間的衰退。這是上一輪制裁造成的結果。

這一輪制裁會不會重復上一輪制裁的結果呢？恐怕不會比上一輪更好，可能采取的制裁措施會比上一輪更嚴重。現在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很焦慮，我們焦慮往往以為是我們可能要遭遇到制裁而焦慮，全世界的焦慮客觀上是因為全球的金融資本過剩已經成了直接影響全球經濟發展的核心因素。

什么原因呢？因為2007年次貸危機轉化為2008年金融海嘯，當時的奧巴馬政府直接出臺的量化寬松釋放出來4萬億美元，60%以上流出美國進入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直接造成了主要的原材料、礦產和糧食等等這些價格的大幅上漲，連帶發生了38個饑餓國家的糧荒。

那一輪危機，中國正好在加快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所以我們當時大規模進口了高價的礦產、能源和糧食，我們當時做政策研究的人把這叫“輸入型通貨膨脹”，或者直接說叫進口通脹。也就是說，中國的大規模進口幫助美國消化了本來應該發生在美國的通脹。因為我們大量進口是高價的，出口是低價的，所以我們幫美國在大量增發貨幣的時候不發生通脹，因此中美之間的戰略關系是好的，不會要制裁你。

那一輪量化寬松開始導致美國進入了量化寬松的單行道，沒有U型調頭，所以美國歷屆總統不斷推出量化寬松。特朗普上臺遭遇到疫情打擊，直接發錢，每戶4800美元的支票，發錢維持政府運轉，發錢維持社會消費，到拜登接手仍然是量化寬松。所以美國從奧巴馬救金融危機開始，2008年一直到現在十幾年的時間，一直在維持著量化寬松的基本政策，造成了應該發生通脹的基礎。不發生通脹的重要原因是包括我們在內，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給它提供廉價商品，只要消費品價格不上漲，大規模增發的貨幣就流向全世界。

說白了大家今天都在焦慮之中，我們國內的很多學者不把這樣一個背景，特別是美國進入到金融資本擴張階段所采取的政策作為背景分析，就使得我們很多人眼光集中在國內，以為是我們自己國內的政策沒搞好。

當今世界焦慮的根源在哪里

當年我們應對輸入型通貨膨脹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了一個觀點，在面對輸入型通脹和輸入型通縮的壓力下，任何一個國家獨立的國內宏觀調控都會失效，因為你控制不了大量增發貨幣的國家。

不僅如此，不僅是美國在推量化寬松，美國還拉著西方盟友歐盟、日本等都在做量化寬松。所以，美國版、日本版、歐洲版不同的量化寬松，都在向這個世界大量傾瀉金融流動性，這是今天世界危機的主要根源。今天全球幾乎所有國家包括社會公眾都有那種莫名其妙的焦慮感，根本原因在這里。

所以標題我跟大家說叫資本過剩，從一般的生產過剩到資本過剩，這是今天這個世界危機的最主要根源，這一點怎么強調都不過分。因此，在進入到金融資本全球化危機造成嚴重問題的情況下，大家應該知道金融擴張，特別是美聯儲為主要貨幣政策當局的經濟體制，一定是跟政府的債務擴張直接捆在一起的。

美國政府無論是軍費開支增加，目前已經變成八千億的最高開支，還是其他社會開支的增加，都得靠美聯儲去增發貨幣。這二者綁在一起造成了金融泡沫和債務泡沫雙擴張，每當美國債務擴張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會演變為戰爭。其實大家都不用多考慮戰爭爆發的理由是什么，演化成戰爭的規律是客觀存在的。軍事是政治斗爭的最極端表現，而政治是經濟的集中反映。今天世界上所發生的這種軍事沖突，乃至剛剛在惡化的臺海沖突到底是怎么回事，實際上它的目的是很清楚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全球出現各種各樣的認識上的混亂，輿論上的混亂，歸因于什么？歸因二戰以后的冷戰意識形態。我們從布什政府時代就開始聽到各種各樣冷戰的聲音，比如說共產罪惡，對中國來說是反共不反華。所有這些安排都是在老冷戰時期就已經提出了，并且老冷戰時期都已經運作過了，運作的結果相對而言還是比較有效的。老冷戰結束進入后冷戰，那就是美國跟歐洲之間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直到特朗普上臺才明確表達歐盟必須解體，歐元必須放棄，因為歐盟就是我的敵人，美國講得很清楚。

后冷戰時期1991年蘇聯解體之后，歐洲國家因為可以就近使用自己的硬通貨，去貨幣化原來蘇聯東歐留下的巨額實物資產和設施資產，因此形成了發行歐元的基礎。我當年自己背著包走了7個蘇東國家做調查研究，我很清楚地了解過他們在本幣崩潰之后不得不使用西方硬通貨來完成本國實體經濟的貨幣化，乃至后來推進資本市場建設的時候資本化過程也是外資完成的。因此，歐洲得到了巨量收益，制度性收益，形成了歐盟整體發行歐元的基礎。所以，歐元一問世就成了比美元幣值要高的貨幣體系，這是主要矛盾。

現在中國成了新冷戰時期的主要矛盾。很多人不愿意接受這個概念，可以存疑，新冷戰不是我們提出的，我們也不愿意加入。但是因為冷戰意識形態至今仍然是這個世界上最主要的軟實力工具，所以美國和西方試圖打壓中國的過程中一定會用。如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準備，不知道怎么應對冷戰意識形態，那就意味著我們在軟實力競爭中會屢戰屢敗。

國內現在意識形態的混亂，輿論的混亂，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現在的從業人員都不了解，大家沒有經歷過老冷戰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后冷戰的實質是什么。所以我們今天面對新冷戰挑戰的時候，在軍事霸權的硬實力作用之下，最小的代價就是軟實力和巧實力的有機結合，策動各個國家的內部矛盾，演化為社會沖突甚至動亂，不戰而屈人之兵。這一點在老冷戰向后冷戰過渡時期已經被證明是有效的。我們今天如果不把這些事情提出來，幾乎很難理解今天中國社會的各種亂象。

鄉村振興是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壓艙石

為什么在“二十大”之前，在2020年五中全會決定我們這五年計劃方向的時候，中央特別把鄉村振興提出來作為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壓艙石。

壓艙石就是穩固基礎的核心，中央強調的是練好內功，夯實基礎，轉向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戰略。實際上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國內大循環以國內全國統一大市場為主要需求導向，以國內大市場來拉動中國的投資轉向，過去投向城市，現在投向農村。

在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相繼開打以來，中央有明確的規劃，7萬億投資于鄉村振興。我們的農村建設從2005年開始到2020年，這15年我們解決了全國所有行政村這一級的“五通進村”，水、電、路、氣、寬帶。當年我們對外開放搞沿海14個開放城市的時候叫“三通一平”，現在鄉村建設叫做“五通一平”，五通進村加上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平整土地。

這就意味著我們的鄉村有了沿海開放城市的基本建設條件，有了跟沿海開放城市一樣的創業創新條件。這一次我們用了15年時間完成了鄉鄉通、村村通，完成了脫貧攻堅戰略。我們的山區、高原乃至于荒漠地區的行政村都完成了五通進村，這次再投7萬億是要完成所有自然村的“五通一平”，讓所有的自然村達到和沿海開放城市同等的基本建設水平，意味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可以直接深入到鄉土社會的深處。

這些是我們今天強調“三新”思想的基礎條件。在2020年五中全會召開之后，2021年年初，國家領導人專門做了“三新”講話，強調我們已經進入新階段，這個新階段是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我們現在必須有新理念，今天輿論場上很多混亂在于沒有理解什么是新理念，新理念就是以人民為中心。

過去我們是資本短缺，現在進入資本過剩，在資本短缺階段我們實行的很多政策是親資本政策，比如各地政府打出的口號都是投資者是本地的主人，沒有打出勞動者是本地的主人。現在要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以人民為中心。從過去以資本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到現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這是一個重大內涵性的調整。怎么發展呢？“兩山”，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用“兩山”來推動數字化鄉村。

有朋友問我對數字農業、數智鄉村，數字+智慧，對這些怎么看。我說這個領域未來的發展非常廣闊，農村連通每個自然村，自然村相當于生產隊，每個自然村都完成基本建設的條件下，中國如果能夠轉向生態文明，生態文明作為最主要的發展方向來考量，而不是作為生態建設來考量，我們就有可能以生態化的發展改變原來金融資本主導的金融化發展模式。

我剛才講今天這個世界存在著全球焦慮，主要是因為金融資本的全面過剩。如果我們能把過剩金融轉到生態化建設之中，就意味著我們找到了新的資產池。我們都知道在縣一級的銀行普遍存在投存過剩，嚴重的存差。有的地方存差相當高，有錢用不出去，地方干部到處招商引資。我到哪都說，只要你做好自己的制度設計，不用出去招商引資，你們自己的存款足夠用于你們的產業改造。這件事上不用多講，只是提醒一下，我們以前的經驗今天仍然是有效的。

我剛才講到1997年、1998年遭遇到東亞金融風暴，當時我們的金融機構出現1/3以上的不良率，按說應該破產。那時候《巴塞爾協定》給定的資本充足率是8%，如果不良率高達30%多，就大大超過了《巴塞爾協定》的8%，這些銀行都應該破產。我們當年的特點是什么？我們叫做舉國體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財政、銀行不分家，財政出面把銀行所有不良資產直接剝離，成立四大資產公司去處理這些不良資產，只要經濟高漲，很多不良資產會變成可變現資產。大型國有銀行排在世界銀行前十位的有六家，前四位的都是我們，中、農、工、建。

鄉村振興有望成為第三資產池

當年我們的國家財政和銀行在中央統一領導之下，1998年開始大規模基本建設，投資打造第一資產池，因為基本建設就是資產池。20多年來我們的第一資產池已經是數以千萬計了。由于我們的基本建設主要在沿海城市，就形成了城市帶，第二資產池也應運而生，就是城市房地產，現在城市房地產嚴重過剩。在這個領域中，對第二資產池如何處置已經出現了短板，資產開始大量溢出了，這種情況下怎么處理？

我們前不久剛剛報了一個政策建議，今天在這兒先不提，只是說我們現在進入了打造第三資產池。鄉村振興就是縣域經濟，縣域經濟很大程度上是中小企業利用基本建設到位的條件，發展生態資源的價值化，這就是今天第三資產池的空間擴張。

我們大家都知道，基本建設到位，農村已經五通進村的情況下，大量的空間生態資源是有條件得到開發的，只是看我們用什么樣的方式開發。我們也知道，現在財政能夠承擔的投資功能是在下降的，因為各地財政都已經嚴重赤字了，繼續使用財政投資的手段有相當的難度，我們更多要依靠金融，用金融的方式帶動鄉土社會實體資產的不斷擴張。這個道理稍微解釋一下大家就理解了，因為我們這些年的大規模基本建設形成的資產，只要可交易就能夠吸納金融介入。

1300萬億設施性資產，用來帶動生態資源價值化的開發，就能形成金融擴張的基礎條件。如果把1300萬億設施性資產作為底盤，我們對應應該有同等規模的金融資產，但我們現在的金融資產規模只有設施性資產的一半，大約600萬億左右，這意味著金融還可以成倍擴張，只要實體資產和金融資產擴張是有效資產，作為分子的債務就會顯著縮小。

今天我們很多人都擔心債務怎么處理，其實債務不用擔心，因為它是分子，只要我們能擴張可變現資產。可變現資產進一步擴張的空間在哪？城市已經相對飽和了，其實有大量的生態資源性的資產還沒有完成貨幣化，還沒有完成資本化，所以把過剩的金融轉向生態資源的價值化實現。

鄉村振興要高度關注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我們要推出的是生態資本深化，最終要實現的是生態產品的價值化，在這方面有大量的投資空間。因為我們以往的經驗集中在工業化階段，發展的主要是工業生產，不善于進入生態化新階段做投資。所以第三資產池需要我們不斷提高認知，才能理解它的價值所在。

我前不久在秦嶺深山，這里的民宿家家戶戶房頂都是玻璃的，晚上可以看星空，它有暗夜指數，我們叫空間生態資源。這些資源的開發很大程度上需要金融介入，民宿從修建到改造至少要一兩百萬，是相對有貸款規模的主體，但我們現在沒有這種貸款。

所以我們現在設計的叫做多種金融工具嵌套，期貨、保險、農單、財政加上商業銀行等等，用這些多種金融工具嵌套形成縣域經濟的融資平臺，用縣域經濟的融資平臺去對接上級下達到的內容。如果我們不搞多種金融工具嵌套，這個地方就很難得到投資。所以第三資產池相對我們現在遭遇到的全球資本過剩這個危機而言，是符合國家提出的生態文明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城鄉融合戰略的。

今天很多企業界的朋友找不到好的資產去投資，房地產是一個已經明顯過剩、嚴重飽和的領域，今后中國到底朝哪個方向走？現在外需明顯下降，尤其臺海危機，美國、歐盟、日本、韓國，所有西方國家都會因某一個動作推出俄國版的全面制裁的中國版，絕不會比俄國輕。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再走外向型的路，貿易結算很可能被直接斷掉，物流通道也可能被斷掉，大量進口的能源原材料，進口糧食等等，所有這些都可能會陡然發生中斷，這是隨時可能發生的。

我們怎么轉？有一定眼光的人要抓緊根據中央提出生態文明戰略，考慮生態資源開發怎么成為新的投資領域。我大量時間在各地，幫地方政府設計方案，現在地方改革的需求非常強烈，因為大家都已經知道，我們按照原來的老路走不下去了，無論是外向型經濟還是城市房地產都走不下去了。我們往哪個方向轉？

我今天給大家匯報的第三資產池，以鄉村振興為主，很大程度上就是告訴大家，我們將有一個值得投資的空間。

消費升級：生命價值化消費、綠色消費

接下來還要再說一點條件，就是所謂三次消費升級。

我們這一代的人，小時候主要追逐的消費品是三大件，縫紉機、手表、自行車。等到長大要成家立業的時候，叫做半奢侈半必需，彩電、冰箱、洗衣機。當時所有有機會出國的人，回來都要給家里買這三大件，消費第一次明顯升級。80年代開始的這次消費升級，拉動中國整個工業產業結構朝向電子工業、消費品生產，帶動整個中國經濟的一次高增長。

經過新世紀初的發展，第三次消費升級就是住房、汽車，中產階級開始出現了郊區化。剛才有人問我，到這里來需要多長時間，我說不到一小時，因為我二十年前就已經郊區化了，我們從城里搬到郊區。中產階級的郊區化帶來了住房、汽車的需求，于是有了中國工業設備制造業的新升級。

第四次是因為疫情的長期化和西方對中國的打壓，這一次消費升級是生命的價值化消費。人們都說，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辭退老板，告別北上廣，新的潮流正在發生。一般的生存性消費是在低收入群體之中，而中國已經崛起的幾億中產階級消費群體，他們的消費導向是綠色主義的，而目前相當多的生產方并沒有根據消費需求的導向變化而改變生產。

比如農業，農業主管部門和農業企業還在盲目追求量產，很少有人關注到這些大規模量產不適應中等收入群體、中產階級的消費需求。現在工廠化的農業已經成為新的趨勢，把數智化和工廠化結合，可以人工生產豆腐、生產肉、合成蔬菜。中產階級要這種食品嗎？他們會要不同地區、自然條件下的產品。

中產階級要綠色主義，不是消費主義。我們現在生產體系是追求消費主義的，所以應該說很有發展空間，只是我們還沒有意識到。所以在這里給大家解釋一下，空間生態資源和以往工業化時代完全不同，生態化和工業化是完全不同的時代，對我們的思維乃至行為都有新的要求。因此，我們提出空間生態資源開發有幾個重要特性，我們在工業化時代形成各種各樣的經濟機構，不適應生態化的需要。

我們要打造金融資本下鄉的路徑，不是說放開就下得去。我們說“三性”：整體性、非標性、公共性。它跟過去工業化時代面對的生產資料不是一回事，社會企業不是一般意義的企業社會責任，而是當你轉型為社會企業的時候，面對的生態化時代的生產資料和工業化時代不一樣，這個轉型對企業來說是艱巨的、根本性的。

在這個轉型中我們提出，要把國家投到鄉村的一些資產，用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方法轉變成農村集體資產。我們可以使一個縣的縣域經濟增加一兩百個規模以上企業，把固定資產轉變為村集體的固定資產，把項目投資轉變成它的流動資金，讓它去做工商登記，變成企業，支撐縣域經濟。使縣域經濟成為國家下一步生態化轉型的主要領域，也恰恰是五中全會強調的，把產業留在縣域，發展縣域經濟，讓農民分享產業留在縣域的收益，這也就意味著農民可以通過這種作股到村的方式得到長期的財產性的收入。

中國共產黨下一個一百年共同富裕的目標，也可以用這樣的制度安排來逐步實現。這里有一個基本的結構，怎么把政府資產做到村集體，村集體怎樣對外部投資人和村民分別作股，在村這一頭怎么做，在縣這一頭怎么做，用這樣的方式能夠有效地帶動縣域經濟形成一個結構化的重組。

我們做了一些案例，最終是想實現一個資本閉環，空間資源貨幣化、資本化的過程中，試圖在縣一級引入產權交易市場。其實各省已經有了產權交易所，具有金融功能，我們只不過是把省級的產權交易所和產權交易中心引入到縣一級，使它同樣具有金融功能，能對接多種金融形式，最終形成資源資本化，在縣域內形成資本閉環，第三資產池就打造出來了。

謝謝大家！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雁棲湖論壇YanqiLake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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